俗语称：“歌三戏五书八成”，这是告诫读书人如何读书的一句警语，也是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名言。修谱之热甚高，思考是必不可少的。阅读了不少傅氏族谱，也翻阅不少其他姓氏的谱书，包括老谱和新谱，悟出的结论是：谱书要分为三截读。
第一截 英雄赞歌谱
其可信度为三成，其中的“共祖”多为文化共祖，共祖人物是“精神领袖”，是“无名者”的代表。 众所周知，无论哪个姓氏的家谱，前面一截几乎都是“单传”，但是，谁都清楚，哪一姓都不会连续几十代只有一个人或几个人，为什么会“单传”呢？是因为前面上千年或几千年根本不可能有连续的“脉谱”记载，秀才们担起修谱的重任后，在即没有文字记载，又不可能让逝者开口的情况下，只好从四书五经，正史、演义或逸闻中去搜寻祖宗，先是在古书中找到众多的同姓人名，然后就给他们排上座次，甚至连小说中塑造的人物也排进了祖宗座次。这就编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以英雄填世系的“英雄赞歌”谱，在识文断字者极少的古代，这种作法，的确满足了不少寻根问祖者的心愿，并且“有证有据”。 古时候，交通极不方便，又无网络通讯等手段，各地的秀才们无法统一口径，于是乎到了今天，当全国各地搜集到众多同姓族谱时，发现前面的世系图版本五花八门，但都是“十八罗汉打转”，比如傅氏差不多都敬傅宽、傅介子等人物为祖宗。高明的专家也就给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词叫“共祖”，但是，少了定语。所有这些“共祖”都是文化意义上的，不一定就是族谱后来强调的“血缘”意义上的共祖，所以从“血缘”意义上讲，它的可信度仅为三成，是一种文化现象而已，这些人物是众多没有留下名字的先祖的代表和化身。 由此，它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考证”的机会，不知有多少人为了显示其才华而在秀才们设下的“迷宫”中打转。有以二十四史和方志为准绳重编世系图以求“流芳百世”的，也有查遍古籍、探访墓志碑文来“打假”的，比比皆是，却不知真正的真相和准确的世系图只有众多已故者复活才能清楚明白。
第二截 真假戏文谱
其可信度为五成，因无准确的脉谱记录，有的只是“只言片语”或“道听途说”，修谱者为了能自圆其说，不得不杜撰“修补”以成谱。 宋朝开始，明、清以来，随着宗法制度的强化，修谱成风，人人入谱以谋求宗法制度的庇护，但一般庶民家族根本就没有脉谱记录，时间久远也记不清楚几十代祖宗的详情，即便稍有能力的家族也是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能修一次谱，所以，“抄谱”成为秀才们的捷径，“书不够，神来助”是秀才们的拿手，这一截也就出现了“文化共祖”和“血缘共祖”共存的局面。真假戏文上演，无论真假反正不能漏出破绽，某祖为某祖之子写得真真切切。但仔细一查，漏洞百出，比如《傅氏宗谱》中的北宋名相傅尧俞到底有几个儿子就有多种说法，至今仍有人自圆其说，认为这是傅尧俞有多房妻室，相互没有来往所致。那么，傅尧俞的父亲应该只有一个吧？可惜连傅尧俞的父亲是谁也有几种不同版本的谱牒。于是又有人“挖地三尺”，试图穷追真相，掌握了一星半点资料后就窃窃自喜，如获至宝。倘若地下的秀才有知，定会笑掉大牙，本是戏文，何苦痴情？ 此外，有些地方在进行大区域的联修宗谱时更是如此“修补”，想当然地将某祖记为某祖之子、之孙等现象，屡见不鲜；给谱书造成真假难辨的混乱。
总之，以上两截都是秀才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为满足世人最基本的追根溯源之愿望而做的唯一选择，虽有“忽悠”文盲之嫌，但情有可原。如果后人要怪罪秀才，秀才会训斥后人：本是“修”谱而非“记”谱，何罪之有？ 随着社会的进步，识文断字、独立思考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为了谋利，按照“惯性思维”再去“忽悠”后人，恐怕是要遭后人唾弃的。
第三截 亲情纽带谱
以脉谱为依据，续修间隔时间不长的谱书，虽有误差，但可信度为八成，也叫“八九不离十”。 明、清以后，各地各姓大多数都创修了自己的宗谱，订立了“字辈”以防乱宗，在发谱书时附上了红、蓝两本(有些地方叫“长生薄”和“归真录”等等)，并规定“每岁三十小修一次，每岁六十大修一回”，要求各处按时送呈“脉谱”以续修，这样延续传承下来的谱书内容可称为“亲情纽带”谱。它才是比较准确的血缘关系谱。当然，在宗法制度一去不复返的今天，其作用也就成了维系亲情的纽带，让后人感悟“几百年前是一家”的亲情，让同宗亲人在特定范围内起到相互帮助，相互提携的作用。 但是，这样的谱书从严格意义上讲，也会有误差，比如记忆参差，录入错误等等。同时从血缘上讲，也有许多特例，诸如：靠谱、招婿、抚异姓养子等等。所以，无论是哪一截谱书都有血缘性和文化性的两面，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总之，强调血缘性而忽视文化性是错误的，以“文化共祖”替代“血缘共祖”也是不可取的。特别是以“文化共祖”来盲目确定某宗支与另一宗支为“同宗共祖”是荒唐的，大规模、大范围的论定各宗支之间的血缘关系，甚至以为编一部书就能“一统世系”，就能推行所谓“百字派”来论字排辈更是“痴人说梦”。那么，为什么修谱如此“高热”不退，怎样修谱才会被后人接受呢？这就是进一步要思考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