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

第三代天桥八大怪为：云里飞、大金牙、大兵黄、焦德海、沈三、赛活驴、拐子顶砖、蹭油的。

（一） 云里飞

“云里飞”本名白宝山，是“老云里飞”白庆林之子，艺名毕来风，又叫壁里蹦。他早年曾在清末民初的京剧科班“宝文社”坐科，主攻“铜锤花脸”（偏重于唱功的花脸角色）与“架子花脸”（性格粗犷莽撞的人物），对丑角儿与旦角儿无不精通。出科后因生活所迫，遂在天桥撂地卖艺为生，以“滑稽二黄”著称。

所谓“滑稽二黄”是以打诨、出洋相的形式演唱京剧。“二黄”是京剧的一种主要腔调，清初由“吹腔”、“高拔子”在徽班中演变成的，也有叫“南路”的。包括导板、慢板（慢三眼）、原板、垛板、散板等曲调。一般适于表现凄凉沉郁的情感。在京剧里，二黄和西皮腔调并用，习称“皮黄”。“滑稽二黄”系“云里飞”独创，因此他被人们称为一怪。云里飞在开桥卖艺还带卖药。

他在天桥三角市场演出，上搭席棚，场子里摆几排板凳，台帘是一块“德寿堂牛黄清心丸”广告。这排场在当时天桥属最风光的。据赛活驴的老伴乔金凤说：“云里飞一出场就逗人乐，他头上戴着用哈德门、红锡包、大联珠、大粉包、小粉包牌的香烟盒做成的乌纱帽。竹板上绑撮鸡毛，雉尾，芸豆粒儿穿成串。他买了个面口袋，染成红色的，缝成个红背心，上装天子，下扮走卒，都能穿。大褂儿不系扣儿当蟒袍，演戏时上场门下场门都用台幛子，德寿堂的广告，印着‘康氏牛黄清心妨’的红字。”

民初文人金水写诗赞云里飞说得好：“小戏争看云里飞，褴衫破帽纸盒盔。诙谐百出眉开眼，惹得游人啼笑非。”

云里飞表演形式以戏剧为主，相声为辅，满场作戏，随时抓哏。他戏路宽，一个人可以串演生、旦、净、末、丑等不同角色。他忽而扮演气宇轩昂的帝王，忽而扮演风流倜傥的文人雅士，忽而又是身怀绝技武艺超群的侠客，忽而又扮开了柔情似水的青春少女。他的唱腔韵味厚，但常常是刚一开又煞了尾，取而代之的是一段插科打诨，常把观众逗得笑岔了气。

云里飞的艺术表现形式，既是有京剧清唱的特点，又包括了相声的说、学、逗、唱的特色。经常演出一些偏重念白和做功的小闹戏，如《豆汁记》、《铁弓缘》等。他那房东滑稽表情的脸和五官乱动的表演，在其极为简单的化妆衬托中，很有独特风格。

乔金凤讲过云里飞开玩笑吃亏的故事。她说：“一次，当地的警察来敲他的竹杠，要钱。云里飞说：‘我哪有钱？我是三没主义，没吃，没喝，没钱。’警察一听，乐了。这正没碴找着碴了。就说：‘你敢反对三民主义？把三民主义说成三没主义？’云里飞给吓住了。他真没想到这么句俏皮话儿出了政治题。结结巴巴地说：‘我只说我没吃、没喝、没钱。’警察哪管这一套，不由他辩解咬定他反对三民主义，结果云里飞吃了个大亏。”

云里飞表演，时常龇牙咧嘴，飞眼吐舌出怪像儿，但难得的是，在他的小小场子上，造就白全福（云里飞之子，俗称飞不动、跟着飞）、侯宝林、郭全宝等一代著名演员。最引人注意的是云里飞演出时所穿的几件布衫，有的破烂不堪，有的故意用几种不同颜色的布片拼凑而成，好像和尚穿的百衲衣。其尺寸，似长衫而短，似短衫而长。这些不伦不类的服装，用途却非常广泛，有时又充当秀才的锦衣或武将的铠甲。

云里飞所收的几个女弟子，如周艳芳、李淑敏、李晓安、李淑卿，青衣演员刘毓荣，花脸演员王丽芝等，都是三十年代的红角，同台演出过《捉放曹》、《落马湖》等几十出传统戏，生意火得不行，每日可收大洋十二三元，令其他艺人望尘莫及，羡慕不已。

相声演员白全福谈到自己父亲时说过：“我父亲刚10岁，就跟我爷爷撂地，也学会了一套本领。我爷爷训练真严，真打，不打练不出功夫来。过去我爷爷一个人唱，后来两人唱要好。到了要钱时，看地上的钱不够，就对我爸爸说，你来几个脑键子吧！我父亲就光着脑袋靠着地，一口气连翻五十个筋斗，他常翻脑键子，头顶上磨出一道凹痕来。

“我爷爷过了50岁，我爸爸就顶上他的名字中云里飞。我爸爸会唱，会说，会表演。他撂地时，先用白沙在地面上撒几行字，‘平地茶园，风来吹，雨来散，今天挣钱明天吃，人歇工，牙掉队，肠子穿着活受罪’。这几行字，引了许多人来看。不一会儿，人就围上来了。他要钱的时候，有一套绝招儿，表演完了，他要过钱数数，然后冲东边观众说，请大家帮忙，要十个大子儿。他把舌头伸出来，一直伸到鼻子底下，大伙儿一乐，就扔几个子儿。他又冲南边的观众也要十个大子儿，他把舌头伸到鼻梁上，大伙儿一看乐了，又给几个子儿。接着他又冲西边观众还要十个大子儿，他把耳朵外皮塞到耳朵里去，说要等要够了十个子儿，耳朵外皮才翻出来，差一个子儿也不出来，可人家刚扔下一个子儿，‘当’的一声，他的耳朵外皮就翻出来了。最后，他冲北边的也要十个子儿。这回他换了花样，脸上的五官乱动。我父亲就是靠这个本领，十个子儿又到手了，四面他全要了。”

云里飞除了在天桥卖艺，有时也到其他地方。无论去哪里，都由老云里飞扔鞋为定。每天清晨，老云里飞便脱一只鞋，从屋里扔到院里，鞋头朝哪方就往哪儿去。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天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占领北平，云里飞离开天桥，靠串妓院演出维持生活。他原来的场地由刘醒民接管，演员阵容也有所调整，增加了孙晓峰、“小疯子”等人，一直延续到1957年，才纷纷改行从事别业。

（二）大金牙

大金牙本名焦金池，只因他的口中镶有一颗金牙，而被老天桥人称为大金牙。这也就成了他的艺名。他是拉洋片中资格最老、观众最多、唱功最好的民间艺人。

拉洋片又称“西洋景”、“拉大面片”或“西湖景八大片”，是清末民初后流行于民间的一种杂耍。艺人将各种画片放在箱中，让观众通过凸镜观看。艺人一边拉放画片，一边唱画片内容，大都是《寡妇上坟》、《刘大人私访》以及苏、杭州大街。你再观观：一趟大街长十里，招牌幌子挂两边。钱庄当铺两对过儿，茶楼洒馆儿紧相连。路南有座美人书寓，画雕刻好门面。楼上坐着听书的客，跑堂儿的过来又把荼端。有几个倌人会弹唱，怀抱着琵琶定准弦；开口唱的是马儿调儿，然后改了太平年，有张生，来游寺，小小红娘把信儿传。这么些玩艺儿瞧了个到，拉起一张你再慢慢儿观。

另有些伤风败俗的画片，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危害很大，《都门杂咏》中的西洋景诗云：“西洋小画妙无究，千里山川掌握中；可笑不分人老幼，纷纷镜里看春宫。”而《燕市积弊》则更直截了当地评论其有伤风化，净仗着“铙头”（春册）愚人的钱。大金牙作艺时，拉洋片的内容便为之一新。

拉洋片的表演时，艺人将各种片子放在大木箱中，观众要透过箱子的凸透镜，坐在条凳上的五名观众各自把眼贴在镜头前，里边的画片看得清清楚楚，唱词也听得真真切切。大金牙嗓音圆润，素以唱功取胜。他所用的伴奏乐器，只有一只扁鼓和一副小钹。鼓槌是两根支点在中间的小械杆儿，后端穿孔系上长绳，以手拉绳时，木槌上敲面。小钹的敲击方式与鼓相同，一副钹分两面上下相对，牵动绳子上下相合而敲击。

他的画片，每幅约长一米五，宽约一米，全镶在玻璃框子里，其演唱和画片内容，主要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时政类，自编自唱，如《义和团》、《火烧圆明园》、《慈禧西安避难》、《张勋复辟》，还有北伐军炮轰武昌城的故事及《寺龟山》等等。他编的唱词通俗易懂，合辙押韵，很有艺术感染力。《义和神团》是他最得意的唱段之一，其词为：

您仔细瞧来仔细看，眼前换了又一片。光绪二十六年六月里，北京城闹起了义和团，红团，有黄团，还有那山东来的叫老团。大坛首，一声唤，众团民杀声四起，地动惊天，举刀枪，扛火药，怒气冲冲杀进东交民巷洋鬼子的大使馆。扑哧哧，枪扎一条线，喀喀嚓，刀砍一大片。霎时间黄毛绿眼个个伸腿命归天，只听得轰隆隆火药连声响，只见那意、比、奥、荷各国使馆房倒屋塌，呼啦啦的冒火又冒烟。义和神团威名震天响，八国联军闻风丧胆体如筛糠吓破了胆。大金牙执细棍站在画片左侧的木凳上，边指点画片，边演唱和介绍画片内容。

乔金凤曾说：“大金牙是个矮胖子，骨骼宽大，脸型方圆，两只眼睛笑眯眯的，嘴很大，一只猪足蹄子都能塞进去嚼了。他爱漂亮，包了一颗金牙，亮闪闪黄灿灿的。他有个徒弟，人瘦瘦的，挺精神，也包了颗金牙，人们都叫他小金牙，本名罗偑林。那会儿大金牙边说：‘诸位来逛天桥，要是走累了，就在我这儿歇歇腿儿，您总共花上两个大子儿，您能看真正的像片，您又听唱，您只当捧我大金牙了。诸位坐下以后，您就给我一个大嘴巴。您站在外边瞧，这个打仗的照片，人马黑糊糊的，不太清楚。您若是坐下，由我这显微镜子里一照，真看出十里地远去。个个都是人的真像片，要不是本人的真相片，我是孙子。来来，这位兄弟捧捧我，那位兄弟也捧捧我。’这个大金牙，发誓尽绕弯儿，推到别人身上，先说我是孙子，跟着又说兄弟捧捧我”。

拉洋片中，有些是色情下流的东西，一张宫女图，那是几个美人。一张美人出浴图，小金牙每逢拿出这张片子，故意把下边遮住，还有三张片子是根本见不得人的，他拿在手里，把它们很快掠了一下，你要想看仔细了，得坐下来仔细瞧。我国拉洋片的历史，上溯可以到唐代，所以包括的内容比较广泛，风景片、故事片、时事片、传统片等等什么都有，自然也会有伤风败俗的画片。

小金牙是大金牙最得意的徒弟，他们俩经常在一起演出，他们分别站在架子两端，一个拿洋片往木盒子里推，一个把洋片反过来，再往回推。

大金牙在天桥卖艺大约在三十年代左右，生意一向兴隆，每日自午时演至黄昏时分，座无虚席，围观候座者更是不计其数。他那滑稽风趣的表演和即兴应景编的唱词，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那些表现爱国主义的画片和唱段，在北京市民中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

（三）焦德海

焦德海是穷不怕的徒弟，深得其师的艺术精髓。他是说相声的，在单口相声发展成对口相声的过程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广大观众尊为第三代天桥八大怪之一。

辛亥革命以后，天桥的演艺队伍中涌现出一批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相声艺人，如刘德智、于俊波、高德光、高德明、高德亮、郭启儒等人。焦德海在这此“德”字辈的相声艺人中，是佼佼者。

相声的基本功讲究说、学、逗、唱。论“说”，要能够说出联句，出口成章，对中国古典诗词中脍灸人口的佳作以及《名贤集》中的警句要背得滚瓜烂熟，引用起来要心应手，信口拈来。论“学”，要能模仿全国各地土语、方言，其中最见功力的是学吴语、湘语、客家话、闽北话、闽南话及粵语等方言，还有一些地区方言中大体上近似的许多地区方言，如厦门话、漳州话等等也要掌握熟练。论“逗”，能彼此对斗口锋，互不相让，互相问候。至于“唱”，则应擅长摹拟中国戏剧中诸剧种名伶人的声调与韵味，以及各种曲词。

焦德海长得精瘦，身子是细高挑儿，脑袋光秃秃的上宽下窄，脸上皮包着骨，骨顶着皮，小眼睛，短眉毛，大嘴，手里总拿着一把折扇。

焦德海的相声艺术特点是词句文雅，语言幽默。他说相声从来不带脏字，也绝无任何夸张的表情。但是甭管他说什么段子，只要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观众听了以后都得乐。他所说的相声段子，大多数全是他自已动手编出来的。据一位听过焦德海说相声的天桥老者说：“那会儿，听焦德海说相声真是一种享受。他一般是与刘德智说对口相声，是当时最为有名的一对相声演员。他们表演的最大特点是雅而不俗，俗不伤雅。

据有关史料记载，焦德海说相声，无论是传统段子还是小段，从头到尾，无污言秽语。这一点，和有些相声演员在表演中淫词浪语信口而出，国骂村骂满口胡说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比之下，确实高雅得多，且决不相同。尤其突出的是他善长寓雅词于诙谐，加之喜、怒、哀、乐、忧、思、悲、恐、惊各种复杂感情的瞬间变化，表演中往往把人逗得大笑不止，堪称为上乘的相声艺术表演。

焦德海在天桥的演艺后涯中，除了自己表演之外，还传带出许多学生，他的徒弟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相声名家。

（四）大兵黄

大兵黄，本名黄才贵（后改黄德胜），字治安。提起大兵黄来，天桥当年许多听过他“骂大街”的老人们都纷纷称赞他是个性情耿直、不畏强暴的硬汉子。因他身材魁梧，又是当兵的出身，所以得了个“大兵黄”的绰号，而他的本名却很少有人知道。即使知道也不叫他本名。

据有关史料记载，他少年时曾拜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的第一代传人（名字不详）学习八卦掌和八门器械。20岁后，先后在张矅、马玉昆、姜桂题、张勋等军阀部队当兵。清光绪二十二年（1894年）他参加了清政府对日作战的“甲午战争”。张勋在北京搞复辟，将宣统重新扶上了皇帝的宝座。几天之后，张勋复辟失败，“大兵黄”即从张勋的“辫子军”中退役，因生活所迫流落在天桥卖艺。开始，他只是靠练武卖艺挣钱换饭吃，后来转为对军阀权贵罪恶进行怒骂嬉笑，揭露他们的丑闻内幕兼卖药过活。他的漫骂招不少观众将他团团围住，每骂完一阵，就卖一回药糖。

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一些报刊均登过“大兵黄”的照片，其形象为“头戴青帽盔儿，花白胡须胸前飘洒，上身穿紫色马袿儿，下身黑套绒裤，足登青面千层底双脸儿布鞋，手持一只油光红润的葫芦和一挂香木念珠。如此不伦不类的打扮及其跳脚狂骂的特殊表演，遂使这位艺人排进了天桥八大怪的行列。据说他多次因谩骂被外五区警署拘禁，大兵黄全然不放在心上，一经放出，仍照骂不误。他每次开骂之前，总说：“我身上带着殃榜呢！”所谓“殃榜”，是旧时迷信，带殃榜，犹如武将抬棺而战，具有拼死之意。

老天桥艺人大狗熊说：“大兵黄的个子又高又大，是个山东人。他一副老式打扮，黑缎子瓜皮帽儿，上面缀个红疙瘩，上身是黄缎子马褂儿里面穿蓝缎子长袍儿，马褂儿外头还套件酱紫色的坎肩，脚蹬一双青缎子双脸皂鞋，一年四季下身是青缄套裤。说起他的长相有几大：个儿大、脸大、鼻子大、嘴大、嗓门大，还长着一脸络腮胡子。他骂街时表情生动，五官跟着喜怒变化，连胡子都颤悠。他的腕子上套着串念珠，一手拿根枣木棍子，一手托个葫芦。那葫芦油光闪亮的，里面装着沙片糖，那是他自己用糖和生姜片熬制的。

大兵黄在市场里茶馆儿边上，摆了张桌子，他把棍子往地下‘咚’地一戳。然后左手托葫芦，右手二指一伸，表情生动地念起了《千字文》，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星辰，晨宿列张。’一直背到尾。背完了，人也招上来了。看看人围得不够，他就再来段《三经》。人都围得多了，大兵黄叹口气便骂开了：‘在下不才，做过六品官。可是时来铁如金，时去金如铁。我大兵黄如今落得这个下场，流落街头。真他娘的小舅子！这些贪官常污吏，贪财好色不治国，净买小老婆。我大兵黄，报国无门，走投无路，只好把祖传的手艺拿出来，做了沙片请大家尝尝。’然后，他取出糖，向人们说：‘不甜不要钱！无病延年益寿，有病妙手回春。’人们爱听他骂，听他骂街，人们觉得解气，观众就纷纷买糖。”

老人们说大兵黄骂街是学问，只骂远的，不骂近的，以不挨抓不坐牢为界限。他每天下午三点左右到天桥，骂上两个钟头，到五点多回家，沙片糖也卖完了。他有句口头禅：“不骂天，不骂地，专骂贪官和污吏。”

大兵黄骂街，如同说书，骂每个军阀都是自成一段，对反动军阀的丑事给予无情揭露，一般都是有根有据的，但也有夸张的成分。比如他骂狗头将军张宗昌，说他有三十个姨太太。先把张宗昌土匪出身、投靠军阀的历史一说，然后话锋一转：“他娘的小舅子，是望乡台上摘牡丹——不知死的鬼！真他娘的活畜类！”这段是张宗昌在任山东军务督办时，在一次祝寿宴席中，请自己的爱妾为众部下吹簫。一曲罢了，在座的师长们都纷纷称赞。可他的爱妾却说：“不如我翁公吹得好。”这个翁公是张宗昌的父亲，在早先曾当过吹鼓手。张宗昌听他的小老婆说这个，便暴跳如雷，以为是有意说他的家丑，当下便把这个爱妾枪毙了。大兵黄每说到这一段，都要将棍子使劲往地一一戳，大骂张宗昌是活畜类。

他骂大总统曹锟，更是痛快淋漓。他先为众人讲述曹锟的丑闻：“曹锟的妈是个大麻脸，是个缠过足的小脚。有天坐马车逛大街，无意中将小脚儿露出来了。当晚曹锟再次拜见母亲说：‘有件事禀告母亲，孩儿乃堂堂大总统，希望您今后出门，别再把小脚儿伸出去，给儿留点体面。’第二天，曹母外出，故意将小脚儿露在外头，让好多人都看见了。当晚，曹锟再次拜见母亲，但他还没开口，他母亲就说：有道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像你这样的逆子，不配当我儿子！更不配当总统！你当总统，百性遭殃！从今往后，我不认你这个儿子！”

大兵黄揭露曹锟的另一丑闻是：有一次曹锟去为浴池洗澡，看到搓澡工李某容貌较好，体态标致，在李某为他搓澡时，禁不住兽性大发，将搓澡工鸡奸。而后，这个搓澡工竟因此而飞黄腾达，被曹锟委任为财政部长。大兵黄说到，都气得青筋暴露，破口大骂：“他娘的小舅子，曹锟这个王八蛋真他妈活畜类！”

在日本侵华时期，大兵黄将其耳闻目睹的日本鬼子罪恶行径——向观众讲述并破口大骂，对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爱国情绪起了激化作用。当时的观众，都最爱看大兵黄骂大街，买他的沙片糖。大兵黄也自称每天上地摊骂街都背着棺材，脑袋早拴在裤腰带上了。对于他这样的一个充满傲骨的传奇式人物，写过《天桥史话》的成善卿先生写过一首诗赞扬大兵黄：

行武出身大兵黄，流落天桥卖药糖。

阅尺人间不平事，破口大骂鬼魍魉。

军阀政客全不怕，也曾几次进牢房。

天生傲骨性难改，怀揣殃榜骂文章。

（五）沈三

沈三，本名沈友三，出生在北京广安门内牛街一个普通的回民家庭。自小就酷爱习武摔跤，他20来岁时，以卖牛肉为业，后又当过兵。自参加杨双恩跤场后，在父辈的指导下，练就一身纯熟的掼跤技艺。

掼跤作为一种民族形式的体育运动，具有悠久的历史。据有关史料和文物证时，早在两千多年前，秦二世就已经把摔跤作为宫廷的主要娱乐项目并在民间有所发展。秦以后，西汉、晋、隋、唐、宋、明历代，摔跤运动逐渐发展，宫廷与民间摔跤运动也日益丰富起来。

到了清代，摔跤运动更加蓬勃发展。清代各朝皇帝均十分重视提倡摔跤，设有“善扑营”，是宫廷的专业队选拔表演队。善扑营分左右两翼（训练场所）。东营在今北京交道口南大街大佛寺内；西营在北京西北小护国寺内。跤手称为“布库”，京人俗称“扑户”。布库分头、二、三、四等。

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灭亡后，善扑营便随清廷而瓦解。那些一向靠着俸禄的布库们，渐渐陷入困境，为谋生路，纷纷改行，一部分人被迫撂地以摔跤卖艺谋生，以维持生计。

北京的掼掼跤场，始于天桥，而天桥的掼跤场上的跤手即是从清代的“善扑营”演化而来。民国十一年（1922年），原善扑营帽库杨双恩，开台在天桥卖艺，主要练些拳脚，偶有同道帮场，则表演掼跤，第二年，有“私练”（清代食钱粮的布库叫官跤，又叫官腿；民间个人称私练或私跤）名沈三者，与杨双恩合作，在西市场东街合意轩落子馆后身儿开辟了天桥第一处掼跤场，因其技艺精湛，颇受群众欢迎，每日观者甚多。自此，清廷善扑营的掼跤技艺，外传到天桥，并逐渐形成了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体育运动项目。

沈三的师傅宛永顺原是天坛扑户的总管。清亡后，宛永顺没了铁杆儿庄稼，便教些徒弟摔跤。沈三年轻好强，靠自己的勤奋好学，除了做牛杂碎的生意外，便跟宛永顺学摔跤，开始他学跤只为防身，并不卖艺.有一天，他推车卖牛杂啐到天桥叫卖，途中碰到了当时靠打拳卖艺的杨双恩老人。沈三平常也跟杨老头拳术。沈三见老人愣在地上发呆，便问道：‘师傅您怎么了？’杨老头儿一言未发，眼泪却流了出来。原来是杨双恩在天桥练了几趟拳，等到向观者讨钱时，大家却一哄而散。杨老头儿60多岁，落到如此一步是无论如何也受不了的。

“别忙，我去找几个兄弟给你老帮帮场。”沈三一脸豪气，拍着胸脯说：“您老给我看着车，我去去就回。”

不大一会儿功夫，沈三便找来几个平常一块儿玩跤的小兄弟，他们一个个脱光了膀子，摆好了架势，在场子上摔起跤来。场子里一热闹，人们便纷纷围过来看，观众兴高采烈。他们摔完跤，杨老头儿跟着练把式收钱，这下观众信头了，稀里哗啦往场子上扔钱。于是沈三几乎天天前来帮场，他把货四往边上一搁，下场子撂跤。后业索性不卖牛杂碎了，和杨老头儿在天桥开起了第一个摔跤场，直到杨老头儿死后，他仍以摔跤为生。

沈三摔跤机智灵活，他善于使“绊子”。在与对手较量时，他能迅速判断对方的长处和短处，故能避其所长，攻其之短。他平常练的最好的功夫叫“窝勾”。俗称“麻花撇子”。他把平常练功用的双石头取下一这来，剩下的一个中间插上一根杠子立住，然后他用腿把这根杠子缠住，用力往起一踢，只见“嗖”的一家伙，石头能飞出一丈多远。

自1911年至1956年，先后在天桥掼跤的艺人有杨双恩、沈三、张狗子、玉三、王小孩、孙傻子、刘四宝、杨八、魏德海、徐俊清、张宝忠、满宝珍、富德才、王秀亭、郭升祥、李恩荣、文培、苏殿起、陈金泉等三下余位。除杨双恩是创始人之外，最有名的是沈三、张狗子、宝三、徐俊清、满宝珍等人。沈三和张狗子、宝三、满宝珍等著名跤手都是“换帖”（旧时异姓称为“换帖”）的金兰弟兄，技艺上互相切磋，生活上彼此关照。与沈三能并驾齐驱的是张狗子，他1936年参加全国运动会获掼跤亚军（冠军是蒙古族摔跤手）。日伪期间，天桥的所有卖艺人生意萧条，张狗子离开北京，在开津“三不管”帮朋友办跤场，20世纪40年代初病死天津。

沈三是20世纪30年代北京跤坛的头把金椅。胡适先生对浓沈三有过这样的描述；“沈三既擅长摔跤，又有硬气功的本领。他的摔跤技艺精湛，比赛时能够出奇制胜。1933年10月，在南京举办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他荣获摔跤比赛的冠军。沈三的表演也很见功力。他侧卧在地，头枕一叠新砖，在太阳穴片再放一叠砖，另外一个人手持铁锤猛力一击，他头枕的砖头会部击碎，而他却一跃而起，浑身上下毫无损伤。”

据有关资料记载：沈三的别业是开“清德堂”成药店，规模不大，专售治疗诸虚百损的丸药。他卖艺后期，因染上抽白面的恶嗜好，气力渐渐衰退，不能再掼跤了，只能练打弹弓或开石头，最后因吸毒吃膏油，一代著名摔跤冠军死于吸毒，令喜爱他的广大群众痛心扼腕。

（六）蹭油的

“蹭油的”本名叫周绍棠。他是东北人，人长得不高，挺瘦的，扁脑袋留上头，一双小眼睛总是眯缝着，一双大外八字脚。他在老天桥靠出售自制的去油皂为生。在老北京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各类报刊上，都或多或少地报道过他的事迹。

乔金凤曾这样回忆过蹭油的“他手里老提拎着一个小包铁匣子，里面装的全是药皂。他在天桥边走边唱：‘蹭呀，蹭呀，有油蹭蹭就干净呀！蹭呀，蹭呀，不管你是沾的什么油呀！香油、豆油、酱油加煤油，沾在衣服上多难看呀！给你蹭蹭包干净呀！

“蹭油的在天桥的人丛中眼观六路，发现有你衣服上有油点儿，他便抓住不放。‘您这儿有油点儿，我帮您蹭一蹭，保管蹭掉，我这里有约皂，比香皂还好呢！’人家要是觉得这个油点不体面，就让他蹭。他从铁匣子里取出一块灰白色的药皂，蘸点唾味，就在油点子上蹭起来。蹭过一阵，他再用一块布，蘸水擦一擦，你再一看，可不是，油点儿给蹭掉了。这会儿，蹭油的就说道：‘先生，您看，我把您衣服上的油蹭掉了，您买块药皂，要不您赏几个钱吧！’”“一般人不是买药皂，就是赏他几个钱。他本人也不计较对方给钱多少，就又去寻找新的有油点的主顾去了。他要是碰上小孩子的衣服上有油点儿，脸上立即会露出一副和蔼可亲的笑嘻嘻的模样，轻声唱道：‘蹭呀，蹭油呀！瞎吃，瞎油，瞧你多脏啊！’小孩子一见这阵势全要跑，可他又拉住人家，非把人家的衣服上的油蹭掉不可。不过，他从不跟小孩子要钱，而是叮嘱小孩子替他传名。小孩子们往四处喊：‘蹭油的把我衣服上的油蹭掉喽！’”

看来，这个蹭油的还真有一定的超前意识，而且他还找到了不花钱的最有效的宣传广告方法。

老人们都说蹭油的在天桥呆了四五十年，但什么进候来到天桥的又说不准，甚至连什么时候离开天桥的也不大有人注意他。真可谓：来无踪影传美名，去无踪迹怪人称。人们却记住了他，他也列入了第三代天桥八大怪之中。

（七）拐子顶砖

俗话说：“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可是在民国初年，在天桥出现了一位以砖见真功夫的无名拐子残疾艺人，他不是光说不练，而是光练不说。

这个拐子年过四旬，一条腿从膝盖处截去半条，来往拄着拐杖。无论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冰冻三尺的严冬，他总是袒胸露背跪于地，头顶二十余块青砖，重达百余斤，闭目合掌，似古刹壁画中的“达摩面壁”，纹丝不支，不发一言。从上到下，得有五六尺高。在他面前，几块石子压着一张地状，上面写着：‘拐子要钱，靠天吃饭，善人慈悲，功夫难练。”等到他要够了一天的饭钱，便把青砖一块块卸下来。拐子对赏钱观众，翕动嘴唇，似为行善者祈福，并作揖以致谢。这时，细心的人会发现，拐子的头顶上露出一处拳头大小的凹坑。由此可见拐子的功夫非同一般。

一位在20世纪30年代见过拐子顶砖的老人说：“这个拐子当时大约有40来岁，人长得四方大脸，黑黝黝的，脸上还有极深的皱纹。他每天都到天桥，等到游人一多，他就双膝跪地，在面前展开那张地状，状子上只有十六字（就是前面提到的十六字）。然后他把身边的大方砖，一块一块地放到头顶上摞起来少说也有百十多斤重。就这样跪在地上，一声不吭，仿佛哑巴一样。谁要可怜他，就扔下几个铜子，他听见后，就嘴唇动动，两后作个揖，就算完了。”

拐子在天桥顶砖十几年而未尝说过一句话，这与其他靠“春典”（艺人行话，指以能会道吸引观众而赚钱）广为招徕的做法截然不同。此人于30年代后即销声匿迹，其姓名一直不为人知。有的人说，拐子早年为铁山寺（明代古刹，地址在北京前门外珠市口路北）的“替僧”（替代有钱人出家的和尚），因所掌管的“法器”（指僧道举行宗教仪式所用的钟、鼓、铙、钹、引磬、木鱼等器物）失盗而被方丈打残废，遂愤然还俗，后为生活所迫而在天桥以顶砖谋生。

尺管无人知道拐子的下落，但他的“光练不说”的真功夫给当年的观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被人们尊为第三代天桥八大怪之一。

（八）赛活驴

“赛活驴”原名叫关德俊。他靠自己制作的一副驴形道具，在天桥撂地表演各种驴的动作，如“驴子散花”、“驴尥蹶子”、“纺失前蹄”等而出了名。表演时，他的妻子乔金凤化妆骑在驴背上，手打一副三寸长一寸宽的竹板唱莲花落子，使整个节目声情并茂，身形惟妙惟肖，浑然合为一体，被广大观众所接受认可，称为“赛活驴”。

关德俊最初跑过京剧龙套。20世纪30年代，北京大栅栏广德楼戏园经常上演神话传说的剧目《八仙得道》，剧中张果老所骑的那头白色毛驴便是由关德俊扮演的。剧情中有张果老所骑的毛驴过桥，剧团为了以险叫座，特意设计了让毛驴驮着张果老从悬于舞台上空的两根毛竹上面踏过。表演时剧场内灯光大都熄灭，只有一盏橙色聚光灯照射着张果老与驴形。此时锣鼓轻击，箫声悠扬婉转，但见身穿道袍的张果老，修闲自得地倒骑在驴背上，胯下的那头“白驴”，或摇头摆尾，或尥个蹶子，或打个响鼻儿，四蹄敏捷而熟练地踏在毛竹上，亶亶悠悠地从“上场门”一直走到“下场门”，把个毛驴表演得活灵活现，简直就同真的毛驴一般，博得全场观众的喝彩。

乔金凤16岁嫁给了关德俊。在她未嫁到关家之前，曾跟着一个叫欧瞎子的瘦高个儿学唱过莲花落子，还曾到小小电台和几家旧时百货公司电台唱过。她的天赋和聪明使她到了关家以后，和关德俊一同在天桥撂地卖艺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关德俊是个非常聪明伶俐的人，他有心计，爱捉摸新点子，出个新花样。他觉得老唱莲花落子是个俗套子，久而久之观众就会厌烦。他在天桥街上看到了小毛驴，看到了毛驴的蠢相常常的引人发笑，于是有一天，他对乔金凤说：“我装扮成一条驴吧！”乔金凤说：“装成驴，你不觉得难为情吗？”关德俊说：“我们总得要吃饭呀！”就这样，夫妻二人找一块黑布和竹恖子，做好了驴衣和驴头。再用白粉，画出了驴鼻子和驴嘴巴。关德俊穿上驴衣，套上驴头，弯下腰扶住两根短木棒，走动起来，果然像头驴了。他就让乔金凤骑上去，让她唱太平歌词。

就这样，他们夫妻二人练了很久，尤其是关德俊挨了不少摔，吃了不少苦，但终于练成了一头灵巧的驴子，可以上凳下凳，可以驮上媳妇抬起后蹄，可以踩玻璃球儿，还可以表演各种自己创作的技巧和节目。

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天桥市场上发现了一头黑驴，驴背上驮着个小媳妇。这个小媳妇穿红袄，绿裤子，鞋面上还绣着牡丹花，长长的刘海儿把前额遮住，扑闪着两只明亮的眼睛，脸上还搽花粉，头上戴着珠翠。驴子神气地走着，背上驮着的小媳妇放天嗓子唱道：

上得台来我心留神，看到财神和吉祥。神怀抱着摇钱树，喜神怀抱着聚宝盆。聚宝盆里有金马驹子在，金马驹子背上驮着金人。金人他手里捧了八个大字：招财进宝，日进斗金。

观众越多，夫妻俩表演兴致也越浓。乔金凤只要扬鞭轻轻一抽，“驴”便往开四蹄儿跑起圆场来。正跑得飞快时，突然间失了前蹄，卧于地上，几番挣扎忽又站起，抖动一下身上的尘土，旋即腾空而起，跳上一条高而狭长的木凳上面，那木櫈的三条腿度下各垫一个核桃般大小的玻璃球，另一条腿却悬空，看驴身，却稳如泰山。喝彩声刚落，又见小媳妇横站在驴背上徐徐仰身，弯上一个非常漂亮的“后桥”（戏曲毯子功。斤斗之一种，动作与“小翻”略同，不过节奏较慢，系小翻的基本功），用嘴叼起凳面上的茶杯，紧接着一个“后空翻”，轻轻落于地下。一系列令人目眩的神速高难动作，把围观的人们惊得目瞪口呆，直到“赛活驴”脱去驴形道具打钱时，方热烈鼓掌来。大伙儿纷纷议论道：“这真是赛过活驴了！”

于是“赛活驴”便成关德俊的艺名。他们夫妻二人在天桥演艺界渐渐有了名声，被公认为天桥第三代八大怪   之一。成善卿先生有诗赞“赛活驴”的技艺：

曾扮张果老坐骑，包银不足谋生计。

   还操旧业来天桥，仍作驴身驮爱妻。

   脖挂铜铃叮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