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自明朝以来，这首民谣就一直在我国各地民间尤其是黄河下游地区广泛流传，甚至在海外华人、华侨群体中也时常可以听到。洪洞县大槐树之所以成了中华儿女魂牵梦绕的精神寄托，是因为它承载着先人对故土家园的依恋和顾盼。同时，民谣中又分明流露出发生在明朝初年那场大规模移民运动中的血泪情别。

      中国古代的移民活动自史前时期起，就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其中既有自发的，也有被迫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早在史前的传说时代，由于原始先民的部落争夺战争，那些被战败的部落，便在其首领的的带领下，为躲避强势部落的压迫和奴役，不断地进行着迁徙活动。于是，在今天的河北涿州、山西高平、湖北随州、湖南炎陵等地，便留下了说不尽的关于炎帝神农氏的种种传说和遗迹。实际上，广布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的有关大禹治水的种种传说和历史遗迹，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其原因归结到这一点上。近年在三峡库区新发现汉代《景云碑》中有关大禹治水的零星记载，也可以佐证以上我们的推论。

      有文字记载以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性的移民活动屡见于文献记载。西周初期推行的分封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强势性的殖民政策。被分封到各地的诸侯王在奔赴封国时，带去了大量的部族和随从，这是一种强势的移民活动，这些移民群体实际上就是各个诸侯国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的都城都位于关中地区，秦始皇和汉高祖为了加强首都地区的经济实力，削弱山东（旧指崤山、函谷关以东）地区的旧贵族和豪强势力，并对他们进行就近控制，都曾采取过强制性地将这些地区的六国旧贵族和豪右迁徙到关中地区以实京师的政策。西汉文帝时期，为了屯垦守边、加强边防，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大量移民于当时的长城沿线。汉武帝时期为了屯田守边，也曾将十余万民户迁徙至河套地区，又迁徙六十余万户于河西走廊地区。三国时期的鼎立各方，为解决战时沉重的军粮供应问题，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均不同程度地实行了移民屯田政策。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为生计所迫而大量内迁，则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移民活动。唐朝以后至明朝初年的历朝历代，都曾推行过移民屯田的政策，只是规模较小、影响不大而已。

      明朝初年的移民活动自明太祖朱元璋起，经建文帝、明成祖，历时五十余年，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史所罕见。当时的移民可分为以经济为主的移民和以政治、军事为主的移民。以政治、军事为宗旨的移民活动，主要指明朝初年朱元璋强迁苏、松、嘉、湖地区的富户于其龙兴之地濠州和龙居之地南京，以及明军攻克大都后，为加强该地的军事实力，将山西或山后地区大量的民户迁徙至居庸关以南和北平地区。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尽快使新迁之都北平繁荣起来，又将江南地区大量的富户和工商业者强行迁至北平。明朝初年，以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为宗旨的经济移民活动，则以山西的大槐树移民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计划性也最强。这种移民活动，从洪武二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永乐末年，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前后共计十八次之多，移民总人口超过百万人，迁民地区涉及今天的十八个省市的五百余县市。明朝中叶以后一直到清朝中叶，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就很少见于文献记载了。清朝末年，东北解禁，于是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的贫困无以为生的破产农民，为生计所迫，自发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闯关东浪潮。据不完全统计，在今东北三省的居民中，山东人的后裔就有接近两千万人。

      历史上次数众多、规模不等的移民活动，为后人留下了程度不同的文化遗产。史前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同宗共祖的民族认同感；西周初年的殖民性移民活动，有力地促进了西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促进了当时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环。但综观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历次移民活动，没有任何一次能与明朝初年的那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留下的烙印更深刻。那大槐树上的老鸹窝，成了现今一亿多华夏子孙心目中故乡的象征，成了他们萦回梦里的精神家园。

      在明朝初期的移民潮中，为什么大量移民来自于山西，而山东、河南、河北地区成了却成了他们的安置地呢？这与元末明初这一地区长期、频繁的天灾人祸有密切的联系。在天灾方面，据《元史·食货志》及相关传记记载，仅元朝末年的水旱灾害，山东有十八次，河南十七次，河北十五次，两淮地区八次，大的蝗虫灾害也有十八次之多。黄河、淮河多次决口，中原地区淹没田庐、死亡人口无数，无数村庄、城邑变成废墟。再加上元朝政府对外连年发动战争，对内实行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致使国库空虚，民怨沸腾，农民起义连绵不断，终于酿成了持续达十余年的红巾军大起义。元朝政府对农民起义军实行了残酷的镇压政策，战场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山东、河北、河南、两淮地区，攻城夺地之战进行得异常残酷，这些地区的大量人口不是饿死，就是丧命于战乱之中，幸免于难的人们，为躲避战乱，也大批流亡于相对安定近临山西地区，使得这些地区形成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荒凉局面。明朝建立后，由于中原地区人口剧减，政府只得把许多州府降格而设，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年间，就曾将历史名城开封由原来的上府降格为下府，洪武十年（1377），仅河南等地就“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120）。至洪武十七年，又把全国不足三千户的三十余州降为县（同上，卷25）。沿黄河一线内外的山东、河南、河北、苏北、皖北荒凉萧条，人烟稀少，如朱元璋所说：“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明史·太祖本纪二》）

      元朝末年战乱、自然灾害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为争夺皇位而发动的“靖难之役”接踵又至，激烈而残酷的拼杀又在黄河下游、江淮地区一直持续了四年，以致“淮以北鞠为茂草”，更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残破。

      在元末明初中原地区遍地战乱、荒疫之时，“表里山河”的山西地区在元朝地方武装察罕帖木儿父子的统治下，依据黄河、太行山的有利地势，固守一方，有效地阻拦了中原地区战乱的波及，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而多年的风调雨顺，使山西地区连年丰收，人口繁衍正常。与临近的河北、河南相比，山西在这一时期竟出现了经济繁荣、人丁兴旺的少有局面。加之临近各省的百姓为躲避战乱、灾荒大量涌入，顿时使当地成了人多地少、有丁无田的人稠地狭之地。正如元人钟迪于《河中府修城记》中记载的那样，“当今天下劫火燎空，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据《明实录》记载统计，至洪武十四年，河北的总人口为189.3万，河南为189.1万，而山西一省的人口就达403万之多，比上述两省的人口之和还要多。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巩固新政权，尽快恢复社会生产、稳定社会，朱元璋接受了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守宋纳等人的建议，实施以移民垦田为中心的振兴经济的措施（见《明史·食货志一》），推行大规模的移民屯田政策。其主要目的是为帮助农民解决生计问题而开垦荒地、发展生产，以期收到稳定社会、富国强兵的效果。移民的原则是把农民从人多地少的“窄乡”迁移到人少地多的“宽乡”。于是，人口稠密、人地矛盾突出的山西地区就成了迁民的首选之地。早在明朝建立之初，政府就曾明令规定，北方郡县的荒芜田地，鼓励无田业的乡民垦种，每户由官府给地十五亩种粮、二亩种植蔬菜，有余力的并不限制开垦荒地的数量。所垦之地，三年内不纳租税。

      强制性的山西移民活动开始后，每次移民的规模都很大，动辄数千民户，甚至万余户。当时山西移民主要来源于太原、平阳二府和潞、泽、辽、沁、汾五州（见《明史·食货志一》），即以今天的太原、临汾、晋城、长治等地为移民的集散地，而位于交通要道、人口稠密的洪洞县自然就成了重要的移民集散中心之一。当时官府在洪洞县城北的广济寺（建于唐贞观年间）设局住员，负责给集中起来的移民编号发放“凭照川资”，之后移民们便由此散奔向冀、鲁、豫、皖各地的不归之路。广济寺旁曾是宽广的驿道，驿道边有一棵长势茂盛的大槐树，因位于空旷的汾河滩上，老鸹便在树冠上垒起了舒适的巢窝。根据史料记载，移民活动大都选择在农闲的晚秋时节进行，而此时的槐树叶已经凋落，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冠和那醒目的老鸹窝。栖息于树杈间的老鸹，在萧瑟的秋风中不时发出声声哀鸣。被迫登上不归之路的移民们，一步三回首，渐行渐远，遥望着大槐树上的老鸹窝，不禁潸然泪下，依依惜别。天长日久，岁月无情地冲刷去了寄居他乡的山西移民们对故土几乎所有的记忆，只有那临别之时的大槐树和老鸹窝还深深地铭刻在他们的心头。于是，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了在移民群体中唯一广为流传的故乡的故事，成了他们思念故土之情的排解物，进而变成了故土的象征性符号，深深地融进了移民后裔们的血脉中。

      大量山西移民到达迁居地后，在当地官员的监督下，以屯、营为基本单位定居下来。为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政府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政府向他们免费提供农具、种子和耕牛，减免赋税，耕地由政府根据丁口的数量统一划拨，或五十亩，或八十亩，许多地方甚至规定“迁民附籍，任其开垦，亩数无定额”。如洪武三十五年，就对迁往北平各地的民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内免征其税”（以上见《明太祖实录》）。朱元璋还于河南设置了司农司专门负责移民垦田的管理工作，规定凡农民及移民开荒，均归开荒者作为永业。明太祖还责成地方官员发放耕牛、种子给流民、移民，以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迁入地，据《明史》、《明实录》及大量家谱、碑文记载，主要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北京等地，少量分散于今陕西、甘肃、宁夏等地。朱元璋的家乡安徽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主战场，又是水、旱、蝗灾的频发地区。朱元璋起兵于此，转战江苏、湖北十余年，与元军及张士诚、陈友凉部反复争夺、殊死拼杀，造成了当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残破荒凉局面。因此，明初移民，朱元璋首先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朱元璋称帝不久，就曾将太湖流域的数千民户强行迁入他的家乡（《明史·食货志一》）。洪武九年十一月，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见《明史·太祖本纪二》），目的是尽快让他的家乡繁荣起来。河南地区的移民以洪武年间迁入者居多，永乐年间次之。据方志、家谱、碑文资料统计，移民中有95%以上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如河南辉县的《穆氏家谱·序》中云，穆氏于永乐年间，“自……洪洞县乱柴沟初迁河南卫辉……穆家营庄，历居数世。至万历年间，又迁于获邑西北隅距城十五里穆家营”。从河南地区移民的分布情况来看，多处于黄河和淮河流域，这与上文对元末天灾人祸的分析基本是吻合的。河北、北京地区的移民，据家谱、碑文等资料分析，大多是永乐年间自洪洞县迁入的，这与该地区“靖难之役”期间战乱破坏严重以及明成祖迁都北京有着密切的关系。迁往山东地区的移民主要分布于黄泛区的东昌、济南、兖州、青州等府，涉及今天山东的六十多个县市。移民迁入后，多以姓氏为村庄、屯名，也有以故土的县名为名的，如丁官屯、随官屯、胡官屯、李营、屯留营、长子营等。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儒家伦理又主张“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因此可以断定，明初的移民是由政府强制性实施的，移民半路逃亡的事件经常发生。为防止移民的逃亡，移民官员想出了种种办法，如砸碎移民们的小脚指甲、用绳索捆绑等，这些民俗学上也有反映。据说凡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在生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双脚的小脚指甲是复合型的。

      之所以如此，民间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当时官员们为防止移民中途逃跑，就强行脱下他们的鞋子，在他们的小脚指甲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伤愈之后，移民们的小脚指甲就变成了复合型的了；另一说为当时政府规定家有两子以上的民户，除留下小儿子外，其余的儿子都必须迁出。生离死别之际，母亲为将来寻找儿子方便，便将被迁徙儿子们的小脚指甲都咬成了两瓣作为标记。这种生理特征，作为大槐树移民的遗传基因，也遗传给了他们的后代。官兵们在押送移民过程中，为防止移民逃跑，还强行将他们的双手反绑在身后，并用长绳索连成一串。由于长期的被押解生活，使他们逐渐养成了背着双手走路的习惯，而他们的后代也在耳濡目染中沿袭了这一生活习俗。押解途中，人们的大小便都要请求押解官员解开被绑着的双手才能完成，于是一有人喊“解手”，人们就知道行进队伍中有人要大小便了。久而久之，“解手”就成了移民群体中“大小便”的特殊代名词。

      为防止移民在迁入地聚族而居，形成新的家族势力，影响社会稳定，明朝的移民条律还规定，凡同宗同姓者不能同迁一地。注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移民们，为了避免骨肉的再次分离，纷纷被迫痛苦地更姓易名，于是就从一些家族中分离出多个姓氏。据记载：“大明洪武二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处一村。（魏氏、刘氏）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魏姓和刘姓，铜佛为记。”（曹县《魏刘氏合谱》）而那些不愿更改姓名者，只能骨肉分离、天各一方，被异地安置了。如，据家谱资料统计，山东境内的广饶陈官乡古氏与昌乐朱刘镇古氏、寿光田马乡古氏、五莲县古氏等，均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古氏一族。

      明初持续五十余年的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过程，充满了艰辛和血泪，除在移民群体和他们的后裔中留下了许多独特的生活习俗和生理特征外，这一举措确实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安定社会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移民活动，首先使移民地区的人口在短期内大量增加，有效地解决了当地劳动力不足的燃眉之急。如河南地区洪武二十六年的人口总数约为191.3万，到弘治四年（1491）迅速增加到约436万人。其次是耕地面积大量增加，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的垦田总数已达850万顷，比洪武元年增加了四倍。由于劳动人手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粮食产量和田赋总额不断提高。如洪武十八年，全国的田赋总额约2081万石，到洪武二十六年，则猛增为3278.98万石。可以说，移民政策的强制实施，客观上缓和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为永乐、宣德时期明朝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经的广济寺和大槐树，早已被不断泛滥的汾河洪水席卷得杳无踪影了。但作为故乡符号的大槐树及老鸹窝，却永远地沉淀在了那些移民后裔的记忆深层。自明初至今，民间自发的修订家谱、宗谱活动从来就无暇顾及官方三令五申的禁令，盛行不衰，移民们及其后裔在新的故乡另立族谱，他们每每把家族的源头追溯到那“梦里萦回千百度”的大槐树和老鸹窝。辛亥革命爆发后，三民主义唤醒了广大民众的自觉意识，激发了人们寻根问祖的热情。从专制桎梏中解脱出来的那些洪洞移民的后裔们，非常渴望能找到山西故里仍然健在的亲人，在他们中间悄然掀起了一股寻根祭宗的风潮。一些在移民后裔相对集中地区为官的洪洞籍官员，因为同宗共族的缘故，受到了移民后裔的热情礼遇。有感于此，1914年，曾经在山东等地为官的洪洞人景大启、刘子林等人倡议募捐，于古大槐树东旁同根孽生出的第二代古槐处筹建了古大槐树遗址，并竖碑立碣、组织人编修《古大槐树志》。20世纪80年代后，以大槐树移民遗址为载体的寻根问宗文化活动更加活跃。自1991年起，每年的清明节前后，都要在大槐树下举行隆重的寻根问宗文化活动，大槐树移民后裔们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虔诚地来到大槐树下，追忆那曾经梦中的情景，这里成了数以亿计大槐树移民后裔寻根祭宗的圣地。这种挥之不去的“同宗共族，天下一家”大槐树情节，就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