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阴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阴下通过。汾过滩上的老鹳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
因当时的洪洞凭借古驿道，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lǒng），加之广济寺院落宽阔，易于官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于是，大槐树旁的驿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大槐树移民伊始，明政府颁布告示于三晋：“不愿迁徙者，到洪洞广济寺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候。”消息不胫（jìng）而走，晋北、晋中、晋南的人拖家带口，携儿挈（qiè）女簇拥而来，三日之内，大槐树下集结了十万之众。这时，大批官兵蜂拥而至，把手无寸铁的百姓围了个严严实实，官府人员宣布：“大明皇帝敕（chì）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说罢，官兵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强行登记，强发凭照，一家一户，背手而捆，绳绳相拴，数十万百姓在刀逼棒喝下，吞声饮恨，踏上了迁徙的路途。据说后来的几次大的移民中，官府也是采取了强迫的办法。
关于“解手”一词的来历及“小脚趾复形”的原因，也在冀、鲁、豫一带代代相传，大迁民中，移民双手被绑，在官兵的押送下上路，凡大小便，均要向解差报告：“老爷，请解开手，我要撒尿或拉屎。”长途跋涉，大小便次数多了，口干舌燥的移民，便将这种口头请求趋于简化。只要说声“老爷，解手”，彼此便心照不宣，于是，“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有民谣云：“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祭祖堂门柱上有两副楹（yíng）联，一副为：“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zǐ）骈（pián）甲情”；另一副楹联为：“谁是古槐树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作记号。后来，移民的后代脚小趾甲便成了复形。
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的近五十年里，在洪洞大槐树下移民十八次之多，分别迁至冀、鲁、豫、皖、苏、陕、甘、宁等地。明统治者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吴晗在《朱元璋传》中写道：“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xū）众蹙（cù）。惧之以戒，胁之以劓（yì）刑。”全是在强权政治的胁迫下进行的。在王金榜的河南坠子"赞古槐一词中唱道：“元朝末年天下乱，军阀混战闹得凶。瘟疫传染遭荒旱，六粮不收糟年成。黄淮流域灾情重，赤地千里无人行。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徐达奏本献朝廷：迁民屯田开荒地，强国利军富百姓。有道的明君准了本，一道圣旨到洪洞。洪洞县文明古老多繁华，在全国人口密集很有名。派出钦差到洪洞县，迁民局设在洪洞城。城北二里广济寺，古槐树下扎下营。出榜文，贴告示，晓喻洪洞众百姓：响应号召愿迁往，都到这大槐树下来报名，登记造册领路费，迁民局发给通行证。洪武五年开始迁，直到永乐年间停。先后共有四十载，分八批往那东南行。河南、河北、安徽、山东，分布四省安百姓。经过历史五百载，人口变迁真不轻。洪洞的迁民遍全国，还有海外侨居去谋生。内蒙古流传一副对，世代相传记得清：‘若问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大槐树后裔有特征：小拇脚趾甲是复型，是古槐后裔脱鞋看，实践验证是真情。走起路来背抄手，都是大槐后裔的特征。槐裔民族多古老，繁衍全国多闻名”。山东曹县一刘姓的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先祖是“独耳爷爷”，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一只耳朵的。明时移民条例中还规定，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河南省内黄县就有戴姓与马姓，陈姓与邵姓，周姓与单姓，温姓与王姓都是异姓同宗。在河北省河间县一带至今仍有“回、翟、常一个娘”，在山东“魏、梁、陈一家人”，“崇、刘、顾是一户”，在河南省永城“崔、谢、张、陈是弟兄”等说法。类似这种情况，在河北、陕西、江苏等地也枚（méi）不胜举。在冀、豫、鲁，关于“打锅牛、打锅常、打锅张、打锅郭、打锅申等传说也广为流传。河南宜阳县孙氏、陕西省洛川县杨氏也有先祖打锅的传说。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在他的一本书中写道：“现代的辉县人，尤其是居住县城东北六公里的常村郭姓居民，他们所有的记忆，最远追溯到五百年前那个令人作呕的明王朝初年。那是一个无边无涯的大黑暗时代，整个中国北部大约五百万平方公里，比一百五十个台湾都要大的面积上，发生被贪官污吏制造出来的可怖饥荒，旱灾、蝗灾，所有含叶绿素的叶子，全被啃光。大地如焚，河水干枯，一片焦土。饥饿的灾民，互相交换子女，烹杀煮吃，当孩子们都被吃尽的时候，他们吃观音土——一种白颜色的松软石头。这种观音土经水煮过，会变成糨糊，人们把它喝下去，暂时填满肠胃，可是不久它就凝结，恢复成石头硬块，既不能消化，又不能排出，直到一个一个活活胀死。
古大槐树处迁民之后裔经过几代、十几代，大都不知道被迁前是何村何地，但都知道“大槐树是故乡”，这一点至今谁也没能忘却。移民在离开大槐树时恋恋不舍，到达新的定居地点后，他们大多栽种了槐树，借以寄托自己对家乡的怀念。河北省河间县申鲁村高氏先人在自己家门口栽了一棵移民纪念槐树；保定府西关谢德先开了名叫“老槐茂”的酱菜铺；河南确山县有槐树庙村、大槐树村、槐树庄村；河南省伊川县城关镇闵店有槐树街。据说，明朝洪武年间，朝廷从山西省洪洞县往黄河南大规模迁民，移民中，一人姓王，一人姓李，禀性相投，结为好友。二人相约来到龙门山南伊河西岸一渡口处，筑灶搭庵，开荒种田。因离老家时是从洪洞县广济寺的大槐树下出发的，所以他们对槐树具有很深的眷恋之情。定居之后，他们就在村头植下几株槐树，数年过去，槐树遮天蔽日，郁郁葱葱，他们就把槐树与渡口联在一处，把村子取名叫槐树渡。后来，人口增多，村庄扩大，形成街道，渡口却日久废弃，槐树渡逐渐演变为槐树街。
古槐，伴随着人们的繁衍生息而渐渐长大，古槐也成为历史的见证。古槐移民更是在家庙、祠堂的楹额上铭记了纪念的文字，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山东菏泽固堆袁家祠堂墙碑曾刻有洪武二年袁公正题望槐思乡诗：“昔日从戎驱鞑虏，今朝屯田太行东。洪洞分支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古岗植槐三五株，铭记晋中父老情。卧雪传说流千古，后昆霞蔚赛劲松。”河南焦作市刘氏祠堂匾额书：“派衍洪洞。”河南偃师县牛氏家庙大厅的楹联写着：“十八祖平阳世泽，五百年亳西名门。”河南省濮阳县习城乡胡寨村胡氏祠堂内始祖像两旁的对联写道：上联是“永言孝思”，右联是“念先祖离洪洞单车匹马昔时苦”，左联是“怀世宗居曹州枝繁叶茂今日荣”。河南省武陟县小东乡大淘村孙氏牌位对联：“祖洪洞支迁沁左，籍山西裔延河南。”河南偃师县寇店韩寨村《赵氏宗谱》说：始祖兄弟四人，起名“经、营、槐、显”，“显”意为“乡”，合起来就是“经营槐乡”。
据山东省莘县张寨乡申庄人说，该村先祖是从山西迁来的。明洪武初年，朝廷下令由山西洪洞县迁民到太行山东一带垦荒。当时洪洞县大槐树下有一申姓家族和曰姓家族，均在东迁之列。农民久居此地，故土难离，大多不愿迁移，官府便派人强行东迁，不迁者诛灭满门。在高压之下，申姓家族决定顺令东迁。本是同姓聚居的家族，到山东后可能被安排得七零八落，分手之际，男女老幼难免痛哭流涕，依依惜别。申姓长者劝慰大家：“奉旨东迁，垦荒谋生，实为利国利民的好事。山东乃圣人之乡，礼仪之邦，又有肥田沃土。洪洞县人多地少，不利家族繁衍；去山东顺乎君心民意，何乐不为！”上路前，长者命人搬出大铁锅、大铜锅各一口，亲手用锤砸成若干片，命主人各持一铁锅片，仆人各持一铜锅片，相约道：“他年相聚，对片成锅，方认一家。铁、铜之分，为主仆标记。”安排已毕，申姓家族扶老携幼，车推担挑，踏上了不知尽头的东迁之路。刚行不远，忽听后面有吵嚷之声，申姓长者回头看时，见一队官兵正追逐一群百姓。细看之下，才知被追的是与申姓相邻的曰姓家族。原来曰姓家族留恋故土，不愿东迁，违背皇命，犯下了灭族之罪。逃难人群接近申姓家族时，曰姓长者情急生智，急令本家族人：“将曰改申，加入申姓队伍。”申姓长者也主动掩护，他厉声告诉追兵：“我们都是申姓家族，奉旨东迁，为何苦苦追赶？”追兵一时被搞昏了头，无计可施，只得回去复命。曰姓家族免去了灭门之祸，感激万分。途中两姓互相照顾，亲如手足，同行在东迁的大道上……
当年山西移民东来时，大多异姓结伴而行，共同觅地建村聚居，因此新建之村多冠以姓氏。当时山东省西部有几户杨姓人家在朝城北约三华里处定居，取村名杨庄，后又有史姓人在附近建村，因其地比较低洼，便取村名“史家洼”。初建村落，难免缺这少那，遇上许多困难。移民来时，一般只带些衣物锅碗，农具则一无所有。后来慢慢置办一些，一时也很难齐备。特别是大件农具，价格较高，购买不易，往往要节衣缩食三五年甚至七八年才能购进一件。当时杨庄人经过几年努力，联户拴了一辆大车，一时买不起牛，外村人便把杨庄叫“杨没牛”。史家洼则只买了一头牛，多年没能拴起车，外村人便戏称其“史没车”。可喜的是，一个有车没牛，一个有牛没车，这种“瘸腿”现象却促成了两村自发的联合。两村把车和牛配起套来，轮流拉土、送粪、运庄稼、串亲戚，协调得如同一个村，赶上大忙季节，两村相互推让，尽量让对方先用。杨家用时，总是用好草好料喂史家的牛，连一下重鞭也舍不得打，生怕弄掉一根牛毛；史家用时，尽量少装载，走好路，遇上坎坷道，就牵牛慢行，惟恐弄坏了杨家的车。这样合作了几年，牛养得膘肥体壮，车保养得完好如新。史杨两村亲密无间的合作，在朝城一带传为佳话。史家因地处低洼，每逢水患，就去杨家躲避。后来，史家迁居到邻村，杨庄村址也有变更。不论地理位置如何变化，史杨两家却始终保持着友好的睦邻关系，从古至今，相沿不衰。
明洪武年间，山西洪洞县有一批移民来到张鲁西北的马颊河畔，见这里水草丰盛，土地平坦，人又稀少，便决定在此定居。为占风水之利，他们皆河傍造屋，一伙人住在北岸，一伙人住在南岸。初始无村名，时间一久，人们便以地理位置指代，住河北的叫北岸头，住在河南的叫南岸头。两村人定居下来之后，为防河水之患。首先加高加固堤防。辛勤管水治水。经过几年努力，河水不复为患。两村人凭借靠河的地理优势，开荒种田，衣食渐丰。日子好了，便有人送孩子到邻村读书。再后来，本村也办起了私塾（shú），请人执教。许多年后，村里竟有两名学子学业精深，连连登科，这两位官员位高不忘故土，他们组织人进一步治理河道，引水灌田，并拿出自己的俸银资助。从那以后，这里年年五谷丰登，鱼肥虾多，人们安居乐业。两个村子年长人一商量，认为原村名“岸头”太土，便用谐音法，取安居乐业中的“安”字代替“岸”了。从此，南岸头、北岸头便改成了南安头、北安头，一直沿用了下来。
明永乐年间，有几户农民从山西洪洞县迁来，定居在山东省西部燕店北边的马颊河畔，建房造屋，开荒种地，勤俭度日，子孙繁衍，渐渐成村。为求个吉利，大伙合计着起个好听的村名。有的说叫“富贵村”，祈求大福大贵，人寿年丰；有的说叫“金银庄”，希望财源旺盛，金银满村。一位读书人不同意这些名字，他说：“直言金银富贵，太露太俗。祈求吉利，要含而不露，平而不俗。村名要有农家气味而又不失文雅，以免贻笑大方。”为了触发灵感，他登上河堤，四下了望，但见蓝天碧水，绿茵似毯。看着看着，读书人禁不住心旷神怡，手舞足蹈起来，口中悠悠念着：“幽哉美哉，如果再有座山，简单可以叫‘野舍’了!”什么叫“野舍”？大伙不解其意。读书人说：“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说过：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古代帝王出京巡行的临时住所，习称野舍。野舍多建于风光秀美之处，如今我们这里风景如画，村名叫‘野舍’，是再合适不过了。只是怕皇上知道了，要犯欺君之罪。可我们这个地方，地处偏僻，天高皇帝远，就是叫个‘野舍’，皇上也不会得知。”于是，村庄便以“野舍”为名。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几年，皇上竟然耳闻了此事，龙心不悦，立派官员查询。钦差来到野舍村，问明原由，把读书人叫来斥责道：“一个小小村庄，竟敢妄称‘野舍’，我来问你，皇上何时驾临过此地？”读书人吓得魂不附体，战战兢兢地答道：“小人知罪，小人知罪。皇上确实未曾驾临此地，我只是想托圣上洪福，图个吉利，让大家都能过上富足的日子，其实没有别的意思。再说，一般村舍有时也称‘野舍’，小人读过的书中就有‘野舍老余生，雅尚今已惬（qiè）’的诗句，请大人明察。”钦差大人怒气稍息。说道：“看你也是个老实人，怪可怜的。老夫回朝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可免治罪。不过，‘野舍’之名不可再用，以后就改名叫‘野庄’吧。”读书人和众百姓叩头谢恩，从此“野舍”便改称“野庄”。但是，由于“野”字和“爷”字读音相近，后来又引出了一个小小的误会。道光末年，阴雨连绵，马颊河水陡涨，河堤决口，泛滥成灾，房屋成片倒塌，庄稼大部被淹，百姓哭叫连天。当时的莘县知县郑景福为了查清灾情，带了几名衙役随从，骑快马顺河堤巡视。跑了一天，已是人困马乏。最后来到野庄，本想歇息一下。远远看见堤上站着一个农夫，衙役问道：“这是什么村庄？”那农夫眼看一片汪洋，五脏俱焚，有口难言，嘴张了几张，竟没有说出话来。县令不耐烦了，大声喝问：“我问你这是啥村！”那农夫这才如梦初醒，哆哆嗦嗦地答道：“是……野……庄。”知县一听来了气：“什么爷庄，简直戏弄本官。从今后把‘爷’字去掉，就叫孙儿庄。”随手扔下个纸条，上马回衙去了。农夫拾起纸条，找读书人一看，上面写道：“爷庄立改孙儿庄——知县张。”父母官命改村名，百姓怎敢不依，碍于其中“儿”字不雅，便顺音换成“二”，从此后，“野庄”就变成了“孙二庄”。
湖北随州一带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山西的山，山西的水，山西古槐是乡里。
槐树大，大槐树，大槐树下我们住。
双小趾，手背后，远离山西大槐树。
娃呀娃，你莫哭，山西有俺的大槐树。
祖祖辈辈住山西，娃长大了也回去。”
在河南南阳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房前种上大槐树，不忘洪洞众先祖。
村村槐树连成片，证明同根又同源。
春天里来吃槐花，味道鲜美人人夸。
山西习俗带南阳，不忘洪洞是老家。”
四川乐山市沙湾区郭沫若旧居的二道门，门楣上一黑底金字大横匾“汾阳世第”赫然在目，横匾引起了不少游客的注意。郭老五十年代参观杏花村汾酒厂时曾说其先人是山西人。郭老是否真是挽救一代危亡的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代，尚无研究。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再造唐室，建立了奇功。唐肃宗李亨在上元三年封他为“汾阳王”，屯兵绛州，因此世人称之为郭汾阳，以致民间相传郭子仪是汾阳县郭家庄人。因汾阳是郭氏根之所在，汾阳县古代被称作汾阳之邑，其后人均公认汾阳县是郭子仪食邑之地。另一说在今新绛县北，新绛县境现还有汾阳洞等地名。
清朝末年，那个曾经上疏（shū）变法，兴办洋务运动，因而在近代史上颇有名声的张之洞，也是洪洞移民的后裔之一。时人胡钧曾撰写了《张文襄公年谱》谈道：“公讳之洞，字荐达，号香涛……”先世山西洪洞县人，明永乐二年，迁山右民实嵌（kàn）辅。”张之洞的先祖也从洪洞县迁来，从洪洞县迁移到当时河北的郭县(现属通县)。先祖名张本，本生子张立，立生子张端，张端在南直隶繁昌县狄港当巡检，又从郭县迁移到天津南皮县东门印子头，号称“东门张氏”。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徐向前，是山西五台县人。在他所著《历史的回顾》中写道：“听长辈讲，我家祖上是几兄弟从洪洞迁居，落脚五台山下。永安村的徐姓属迁居始祖的第三分支之后裔。到我这一辈是十九世孙。”
现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其祖上也是洪洞县大槐树移民。据《温氏家谱》记述：“吾温氏原籍山西洪洞县之大槐树村，明季永乐年间因大河以北兵燹（xiǎn）连年，死亡过甚，遂由各处移民以实河北，我先世亦於是时始迁宝坻（dǐ）县之刘快庄，既又徙今之宜兴埠。”温氏家族刚迁徒到宜兴埠时，那里尚是河塘相连的鱼米之乡，其合族当初不是以种粮为生，而是以捕鱼为业。但到民国三十年，温氏家族重修家谱之时，宜兴埠（bù）当年的鱼米之乡景象已然不复存在。现在再看，当然更是黄土遍地。清朝中业，由於地方治安不靖，温氏族人为捍卫乡间，开始练习武艺。及至道光年间，温氏家族的武功，已是远近闻名，族人中曾经屡出武状元。温氏家谱中写道：“智泉公遂以武学大魁天下，湘泉公以剿（jiǎo）平捻（nián）匪功当给头品顶戴花翎，化周公中式甲辰进士，历任山东登州统兵，武功政绩振振一时。至今街有祖遗盔钟弓刀永为世宝。”到清朝晚期，温氏族人的努力方向亦发生了变化。从润齐公开始，由武转儒，着力研究理学，而身为妇人的徐夫人熟娴经史。此后，温氏合族遂以耕读为务，家风因之一变。清末民初之时，温氏家族读书人层出不穷，有的更远洋留学于欧洲。
随着一次次向海外移民的浪潮，洪洞移民后裔中，也有不少人迁到东南亚、欧美等国，特别是流迁到和大陆一衣带水的台湾省。当蒋家王朝离开大陆，随其登上孤岛的人中，自然不乏洪洞移民的后代。虽然时移境迁，移民后裔依然在关注着祖国的变化。这种怀念故土、眷恋古槐的情结在海外文人学士中尤为突出，各种有关记述散见于海内外各类报章杂志中。例如，祖籍河北高阳县的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吾族于明永乐二年由山西洪洞县迁来。山东、河北两省于该时迁来者不少。大家都说是由大槐树底下迁去的。清朝末年，有许多河北的军官重回山西，又寻到大槐树之所在，盖当时迁民时，都在此处聚集，再往各处出发。所以众口一词说大槐树底下是家乡。”台湾的李书华先生在《李石曾先生及少年时期》一书中写道：“李氏原为山西洪洞县人，明永乐二年迁至河北高阳县。”祖籍河北深县的李金洲在《海外忆往补遗》中自认：“李氏家族自明初燕王朱棣定居河北后，由山西洪洞移民来此。”
